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韋其麟
 

回頭望望

韋其麟

 

1953年秋,我考進武漢大學中文系,1957年秋畢業。在珞珈山四年的學習生活,環境和心境都很美好。在多方的關懷下,我發表了幾首詩歌習作,對未來懷著絢麗的憧憬。未想到,畢業前夕“反右”風暴驟起,我不愿參加運動擅自離校。返校后被批判了,批判我的名利思想、錯誤道路,抗拒運動,把我平時講的幾句話除頭去尾,定為“反黨反社會主義”言論,開除了共青團籍。我惶惑地帶著這種狀況離校,在以后相當漫長的人生道路上,成為我無法遺棄的沉重。

也算幸運,九月下旬畢業分配到廣西民族學校。年底下放到貴縣平天山林場勞動,那時,開始“大躍進”了。我們林場依然是育苗挖坑,植樹造林。但也聽聞,報紙也登載各地“放衛星”的訊息,我們廣西水稻畝產13萬斤的“衛星”亦升天了。跟著,物資匱乏了,商品缺少了。1959年夏我調到廣西文聯,成為一個文藝工作者時,許多東西都憑票供應。家人身體不好,想買一只雞都買不到,“困難時期”開始了。1960年底我下放寧明夏石公社一個生產隊,和社員“三同”——同吃同住同勞動。除了每天在集體食堂幾兩米(有時是木薯粉)蒸成兩餐粥外,有錢也買不到什么吃的,晚上饑餓得難以入眠。有些社員浮腫病倒了。我也浮腫了,生產隊叫我回南寧家中休息。當時找到最好的營養品是家人花了很大的氣力才得到的兩斤花生麩,混合些細糠制成小餅吃著治療。這些時候,我返回生產隊,房東的阿伯在我回邕期間也因浮腫病逝了。“困難時期”令人刻骨銘心,1962年之后,和廣西民間文學研究會的同事到偏遠山寨搜集資料,或作為“四清”工作隊員長駐生產隊工作,仍不時感受到那“困難”年月留下的陰影。1965年在臨桂縣牌公社“四清”,春耕時號召大力擴種。我所在的生產隊丟荒不少田地,工作隊領導希望全部復耕;而生產隊干部表示擴種一些可以,全部復耕就難了,忙不過來。我問:“以前能種,為什么現在不能?”幾個隊干沉默良久,有人出聲了,語氣哽咽:“韋同志啊,你知道我們生產隊過去有多少勞動力嗎?那困難年頭,去了不少人。”有人低頭,有人流淚。我悔愧自己魯莽的責問,觸痛了他們心頭的創傷。

1966年國慶前夕,結束“四清”回南寧機關,已是“史無前例”的年月。許多景象令我驚恐而迷惑,有的人被戴上紙糊的調帽,胸前掛著名字打上紅×的大塊黑牌,游街示眾。紅衛兵、大字報,語錄歌,破四舊,造反有理,文藝黑線,抄家、牛棚、牛鬼蛇神、大毒草。接著派性,武斗,接著大聯合,斗批改。我所在的廣西文藝界聯合會在“斗批改”中撤銷了,我也離開了這個文藝界。1969年底,到柳州鷓鴣江“五七干校”去養馬。一年后,又到東興縣馬路公社做個無所任的公社干部,經常在生產隊“抓革命,促生產”。在“寧要社會主義的草,不要資本主義的苗”甚囂塵上的日子,有一次年過半百的公社書記和我到一個大隊去了解情況;夜訪農家回到大隊部,他有感于四人幫某些政策,對我慨嘆:“老韋啊,我解放后就做農村工作,農村的事怎么搞,我還不懂嗎?如今這樣,再這樣下去,傷元氣啊”。這“傷元氣”的感慨我覺得有千鈞之重,飽含著憂國憂民之情,也流露出他內心的苦楚和無奈。是的,無奈,我也曾在“蹲點”的生產隊粗魯地責令社員徹底砍掉所謂的“資本主義尾巴”,讓生產隊把有的社員在山谷開墾一兩畦“私荒地”種的芋頭蕃薯收歸集體。當時雖也感到農民生活的貧困,日子的艱難,內心也有所不安。但也只能是混沌而麻木地無奈。如今想起,很是愧疚。

在公社期間,還到桂北崇山中枝柳鐵路東興民兵團的工地,參加了兩年的“三線建設”。1975年夏離開公社到南寧郊區的廣西藥用植物園,?列栽培組成員,在技術員和工人師傅的帶領下做些力所能及或不及的事。那些歲月,我已沒有——至少是很淡薄了自己是文藝工作者的意識,也失去了對文藝的興趣。“反右”后有人說“文學創作是一種危險的事業”,經歷“文革”,這種說法對我的影響更深了。深感自己是不適宜從事文學創作的,不可能寫出好作品,對文學創作沒有了信心也冷卻了熱情。因而,“四人幫”倒臺后,1978年從植物園回到恢復的廣西文聯,我并未珍惜這次重返文藝隊伍的機遇,一年多后,我要求也如愿到廣西師范學院教書去了。

時代前進,社會發展。80年代起,我的生活不再像以往那樣動蕩不定——今天不知明天如何,對自己的未來毫無把握。我在校園里安居樂業了。是的,安居,不再憂慮什么時候又離家下放到什么地方;是的,樂業,在校園里做自己想做的事,在平安而寧靜的環境生活著,工作著,思想著。是緣份,更是黨的政策陽光普照。改革開放春風的吹拂,在各方的關懷和策勵下,我畢竟沒有與文學創作絕緣,在教學的同時,還是寫了一些詩歌。而且,教出十年之后,又再重新置身文藝隊伍中,也在文藝工作的崗位上退休。今天我們國家巨大的發展變化,社會繁榮興旺,人民生活提高。這景象是我昔日難以想像的,想不到自己今生今世能遇上如此的好年月,我多么慶幸,慶幸中常憶及“困難時期”的困苦日子,許多東西都憑票供應的窘況;更想到“十年浩劫”的時光,說話和作文常為一句話一個詞是否會引起不堪的效果而困惑。每當憶及那些悲慘地不正常離開人間的善良無辜的逝者,深感他們的不幸和自己的有幸,常祈祝我們的國家安泰,日益富強,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。

離開武漢大學已經半個多世紀,從學生時代到如今,雖工作崗位多次變動,卻始終與文學有緣,寫過一些尋常的詩文,也在林場栽過一些樹苗,在農村插過一些稻秧,在鐵路工地為路基填過一些泥土,在藥園打理過一些花草,在學院教過一些日月的書。這在我人生的歷程中,似乎都是一程程應盡的做人的義務,平常的平淡。此外,沒有什么其他值得稱道的。回首,常感有愧于關懷我者。自認為尚可自我安慰的是此生并無心存邪惡傷害過別人,如今老去,仍懷有希望,希望做個有益于社會的人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壬辰仲秋于南寧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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